亞洲內陸區域地緣結構的“正、反、合”:基于長時段視角
區域地緣可以從地理視角出發來理解。亞洲內陸區域的人類生存環境相對惡劣,水資源決定生存環境,從而形成了不同的人類生計和獲食模式,如綠洲灌溉農業和游牧業、畜牧業,也決定了人口發展規模。農牧關系是理解該地區長時段歷史的主基調。基于生計類型,不同族群之間相互沖突與彼此交融,促成了內陸亞洲文明互動共生的早期發展,如絲綢之路的形成。
費爾南·布羅代爾提出了著名的長時段理論。他認為,長時段是各結構和結構群之間穩定的歷史。長時段的主要內容為結構與時間。結構居于首要地位,起著干擾時間并改變其范圍和速度的作用。時間具有層次和多元性,短時段的個別人物和事件也包含在內。他最關注人與自然不斷重復對話的長時段歷史,認為長時段構成了歷史的基礎,是一切歷史現象的引力中心。布羅代爾在《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論述了一個地區、一個時代的歷史,尤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代表了當代的歷史。從總體歷史的角度出發,他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在位時期(1556-1598年)的地中海世界視為整體加以考察。作者在廣泛運用多學科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把日常生活與歷史潮流有機結合起來,立體地再現了所述時代地中海及相關地區的人類全貌。
以交通距離、運輸技術發展和空間權重為核心要素,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歐文·拉鐵摩爾建立了史地研究法:區域的大小取決于運輸是否便利,特別是在河流與運河堪資利用的地方,區域的大小取決于其與穿越群山的大宗商品之間的運輸困難的平衡。在區域發展和社會演進過程中,地理單元的大小與其社會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之間總是存在著平衡。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拉鐵摩爾從生態環境等方面對中國的四個邊疆地區(東北、新疆、內蒙古、西藏)進行深入考察,揭示了中國內地與邊疆地區的互動依存關系。民族學家谷苞則討論了游牧、農耕和綠洲背景下的中國內陸邊疆區域歷史的豐富性以及河西走廊在銜接綠洲絲綢之路中的作用,同時展現了河西走廊作為“過渡地帶”銜接各邊疆地區納入到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中的進程。
作為歷史上游牧地區和綠洲地區的中亞,原來沒有俄羅斯族。俄羅斯族移民中亞的歷史可追溯至沙俄時代。吞并中亞后,沙俄開始不斷向中亞地區移民。至1989年,中亞的俄羅斯族達到952.8萬。此外,還有大量其他民族人群進入鐵路沿線城市,如二戰前夕從蘇聯亞洲部分遷來的十余萬的朝鮮人。眾多民族人口遷徙和鐵路帶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極大改變了當地民族結構,改變了中亞的北牧南農的地緣關系形態。特別是西伯利亞鐵路、土西鐵路的開通,工業化的運輸工具取代了駝隊,有效壓縮了時空結構,加強了對邊緣地區的控制。從地緣政治而言,鐵路使得蘇聯的戰爭資源動員能力迅速增強,在亞洲腹地的地緣關系上占據上風。
中亞地區被稱為“人種和民族博物館”。哈薩克斯坦由140個民族組成,主體民族哈薩克人超過1300萬,約占全國人口的68%。烏茲別克斯坦由130個民族組成,主體民族烏茲別克人有2960多萬,約占全國人口的83.8%。吉爾吉斯斯坦由80多個民族組成,吉爾吉斯人有490多萬,約占全國人口的73.6%。塔吉克斯坦由86個民族組成,塔吉克人有780萬左右,約占全國人口的80%。土庫曼斯坦由120多個民族組成,土庫曼人有540多萬,約占全國人口的94.7%。
新中國成立以后,對邊疆地區的開發建設不遺余力,1959年蘭新鐵路進入新疆哈密以后,結束了新疆不通火車的歷史。經過6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新疆形成了環形的鐵路交通網,便利了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發展,人口也增長到2500余萬,改變了新疆北牧南農的地緣關系,亞洲腹地地緣結構趨于平衡。1990年,中國與蘇聯鐵路在阿拉山口接軌,兩邊的鐵路網正式聯通,第二歐亞大陸橋正式開通,便利了雙方的人流、物流與信息流。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十余年來,中亞和中國西部地區因此受惠良多。根據不完全統計,中亞五國的人口已經超過7600萬;中國西北五省人口已經超過1億,超過1.7億人口在“一帶一路”的項目中直接受益。來自中亞的天然氣、石油為中國能源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中國的手機、電腦等工業品在中亞市場廣受民眾歡迎,有助于形成中國與周邊的命運共同體。
中吉烏鐵路是中歐班列南部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吉烏三國早在1997年便就修建一條聯通三國的鐵路項目簽署備忘錄,在2022年中國—中亞峰會上達成的中吉烏鐵路建設項目,2023年5月已經完成了中吉烏鐵路項目可行性研究工作。中吉烏鐵路將與蘇聯時期修建的土西鐵路在安集延接軌。屆時自東亞到中東和南歐的鐵路運距將較目前縮短約900公里,用時節省7天至8天。中吉烏鐵路還將推動中亞國家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為中亞國家提供進入波斯灣和太平洋港口的便利條件,并促進中亞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自古以來,亞洲內陸區域的異質性造成了不同的生計方式,互動的區域特性得以形成。而這種特性也成就了文明間的交往與融合。雖然地緣政治塑造了邊界,可長時段視域下巨大的人口增長和生存需求能夠跨越邊界。中國與中亞山水相連,共謀發展,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旋律。即便地緣政治塑造著國家間關系,可亞洲內陸深層交流依托于地理與文化,也反映于民間社會的文明交流通道,這一走廊形態的文明交流通道超越了地緣政治框架,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基礎,也符合人民的共同期盼。
(作者系西安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