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普惠金融是國際性難題，難在“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協同發力。過去十年，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雙輪驅動下，中國普惠金融收到明顯成效。步入新發展階段，普惠金融的核心命題，已從“有沒有”轉變為“好不好”“強不強”。

近期，記者走進全國首批普惠金融試驗區，實地探究各項創新實踐的得失進退；與全國多地普惠金融一線監管部門人士、金融機構普惠部門人員交流，了解市場一線的運行邏輯；采訪普惠金融領域專家學者，試圖理清普惠金融這篇大文章的主要脈絡，丈量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距離，尋找一線實踐中富于啟迪性的解題思路。基于此，本報今日起將陸續推出普惠金融系列調研報道。

普惠信貸政策迎來變化。

以年均25%的增速快跑5年之后，我國普惠型小微貸款余額在2023年末達到29萬億元，利率逐年下降，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可得性和滿意度明顯提升。如今，這項融合了政策性和商業性的業務，隨著經濟增速換擋，面臨新形勢和新現實。

央行數據顯示，2023年末我國普惠小微貸款余額增速同比下降了0.3個百分點。這是連續第三年增速下降，2020年增速最高的時候曾達到30.3%。

增速雖已放緩，但是慣性還在。近年，銀行在普惠金融業務上的授信競爭、存量內卷越演越烈，普惠小微貸款質量浮現隱憂。

轉變增長方式的信號已經出現。3月28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明確了2024年普惠信貸的總體目標，為“保量、穩價、優結構”，基調相比之前出現若干變化。

“應該回歸現實，允許螺旋式上升。”一位國有大數據風控服務商高管對記者表示。

增速回頭

今年1月24日，在國新辦組織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表示，將對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的認定標準從單戶授信不超過1000萬元提高到2000萬元。

這一普惠金融領域重大口徑的變化，立即引發了相關業務部門的關注。

“增速下降后，通過擴大計量口徑，可以重拾增長態勢，更好地完成增量擴面的目標。”一位銀行普惠部門人士表示。這是較為常見的理解。

但這只是一種猜測。中國人民銀行某省分行人士對記者表示，央行擴大普惠型小微貸款計量口徑，主要是考慮擴大普惠型小微優惠政策的覆蓋范圍。過去只有單戶授信1000萬元以下才能享受到相關政策，調整后授信2000萬元以下的企業都可以納入政策范圍。他還表示，一些小微企業在發展壯大后，對資金有需求的，可以根據新口徑繼續享受普惠貸款相關支持政策。

不管從哪個角度理解，央行普惠貸款口徑的調整，都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鼓勵做大規模的意味。

“口徑提高后，普惠貸款還要不要繼續下沉？”在記者的走訪中，銀行普惠部門人員或多或少有這樣的困惑。

據測算，在銀行能拿到2000萬元授信的企業，年營收通常要達到2億元，如此規模的企業，不太會是一家傳統意義上的小微企業。其實，早在監管部門制定普惠標準的時候，業界也出現過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1000萬元授信太高了，偏離了“小微”的定義，但也有人認為，上限應該定在2000萬元，擴大受惠面。

普惠金融發展多年后，標準問題再次引發討論。但這次有所不同的是，如今普惠貸款體量已超過29萬億元，普惠小微授信戶數超過6000萬戶，占全部經營主體的1/3；新發放貸款利率逐年降低至去年的4.78%。可以說，經過多年努力，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已經被極大地緩解。

上述大數據風控服務商高管認為，當前，融資難已不是太大的問題，融資貴、融資期限不匹配才是更需要解決的問題。央行將上限提升至2000萬元，是在普惠貸款的獲得感已經大幅提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小微企業貸款的滿足感。

近年，我國普惠小微企業貸款的獲得率已有顯著提升，尤其是金融機構較多的大中城市。以深圳為例，深圳民營經濟活躍，截至2023年末，深圳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67萬億元，同比增長22.32%，近5年年均增長30.4%，貸款戶數約123萬戶。而同期深圳商事主體約400萬戶，意味著有貸款余額的主體已經占商事主體總量的31%。但這一比例并非全國最高，最高的北京達到44.55%。

一位銀行普惠部門人士表示，其所在的地區普惠貸款已經連續多年高增長，商事主體的貸款需求開發已經比較飽和。“商事主體是一個很大的范圍，如果加上篩選條件，比如員工有10人以上、經營超過一定年限、營業額超過一定數額，符合銀行條件的可供開發企業數量將大大減少。”

存量內卷

3月初，記者在走訪一家中小銀行時注意到，該行普惠部門有一款當天新上線的貸款產品，一下午共收到74筆業務申請，在后臺大約有50%被拒絕。拒絕理由主要是申請的次數過多，申請的機構過多，或查詢征信的次數過多。在自動決策引擎看來，有這些行為的申請人涉嫌過度借貸。

“我們甚至認為，向小微企業推送的融資產品有點過度了。”該銀行普惠部門負責人感嘆，近年，隨著普惠貸款競爭的加劇，稍微優質一點的客戶已經被多次開發，優質的首貸戶越來越難尋。

他舉了一個例子。十幾年前，他參加一個企業客戶的年會，當時只有他一人作為銀行代表獲得邀請。后來，受邀銀行代表逐漸增加，在銀行數量增加到了5家之后，他所在的銀行選擇了退出。后來這家公司的經營果然出了問題。

“我能算出某筆貸款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客戶的違約概率，但是算不出同行放貸的激進。”他說，“在一次內部分享會上，有客戶形容貸款會‘上癮’，這個說法給我造成了沖擊。什么會上癮？毒品會上癮，香煙會上癮。”他表示，雖然銀行有風控手段，違約后企業自身也會嘗到苦果，但是一些企業原本不必走到這個地步。銀行家應該回歸初心，良性競爭，和企業結成伙伴，共同成長。

“過去是企業求銀行授信，現在是我們銀行希望企業盡快提款。”某國有銀行一線城市分行普惠部門人員對記者表示。據他的觀察，10年前，一些資質尚可的企業獲得2~3家銀行的授信屬于正常范圍。但是在近年，隨著各家銀行紛紛加大普惠貸款的推廣力度，一些專精特新企業同時獲得8~9家銀行的授信都很常見。

另一位銀行普惠部門人士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說，當銀行競逐客戶、貸款利率逐漸走低的時候，客戶會形成“貸款非常便宜”的錯覺，認為不用就是損失，更容易盲目利用貸款擴大生產或者投資。

貸款市場上競爭的加劇，背后是銀行普惠業務連年高增長，與市場增量有限之間的矛盾。

近年，大型銀行普惠任務指標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長，實現業務指標的背后，是大型銀行下沉到縣域市場、小微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為了觸達下沉客戶的同時不下沉風險，這些銀行傾向于做抵押類業務，被中小銀行視為“掐尖”，客觀上對經營本地市場的地方銀行、農村金融機構形成擠出效應。

“應該關注‘兩增兩控’帶來的‘鞭打快牛’效應。”一位農商行普惠金融部門負責人說，為了完成任務，增長越快的銀行第二年領到的任務越重，加劇了存量市場的“內卷”。

從數據上看，大行普惠貸款的增速和規模均穩步提升，但細看普惠貸款結構性指標，不難發現隱憂：近年新增的貸款中存在高比例的抵押類貸款。背后折射的是銀行過度依靠抵押為抓手，降低了對借款人本身的考察，一些銀行甚至“見房即貸”，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貸款審慎性原則。

“如果只會做抵押，銀行和當鋪有什么區別？”一家民營銀行科技支行人士對記者表示，小微信貸的基本原則是“對客戶經營狀態及還款能力進行充分調查”，銀行以抵押物為抓手放貸，好處是讓很多本不具備條件的人拿到了貸款，擴大了貸款可及性；但這是一把雙刃劍，銀行讓不具備還款能力的人獲得貸款，偏離了放貸的本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銀行如果一直回避風險而不是經營風險，永遠不能真正培養出經營小微企業的能力。”他說。

不良率虛與實

小微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毛細血管，是最先感知經濟冷暖的群體，也是冬天里衣衫最單薄的群體。在記者的訪談中，不同類型的銀行人士均感受到了過去一年普惠型小微企業的艱難，常見的困難包括：有的企業陷入三角債，以致無法及時歸還銀行貸款；有的企業因為上游客戶賬期拉長，不得不借新續舊；還有的企業面臨外貿訂單減少、業務收縮的窘境。

今年1月2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在國新辦組織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據初步統計，2023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3.95萬億元；不良貸款率1.62%，同比出現下降。雖然相關部門未披露最新的普惠型小微貸款不良率，但從2022年的一次披露上可以管窺一豹：截至2022年4月末，銀行業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余額4476.21億元，不良率為2.18%，與年初持平。

多位銀行人士對記者評估，普惠型小微貸款的真實不良率可能被低估。東方資產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中，商業銀行受訪者普遍認為，2022年商業銀行不良率的公開數據被小幅低估，預計2023年商業銀行新增不良貸款規模將小幅增加，處置不良貸款的緊迫性更強，處置壓力最大的銀行類型是城市商業銀行。

過去10年，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保持低位的秘訣之一在于“分母效應”。疫情期間，我國支持實體經濟的政策靠前發力，普惠型小微貸款投放延續了高增長。2023年是走出疫情陰霾的第一年，相關政策得以延續，普惠型小微貸款同比增長23.27%，較各項貸款增速高13.13個百分點。不斷擴大的分母攤薄了普惠型小微貸款的不良率。

不過，單純觀察某個時點的不良率指標，并不能很好地洞察小微貸款資產質量的變化。比如，銀行通過加大不良貸款的核銷力度，可調節不良率的表現。而不良資產的核銷，有助于銀行快速出清，提高資產質量，也有利于小微企業“重生”，從市場化的角度來說應予鼓勵。

上述大數據風控人士提醒，應警惕部分銀行通過調整不良貸款五級分類標準、無還本續貸等手法掩蓋不良資產的行為。此外，房地產市場降溫后，小微企業主抵押物縮水的情況，對銀行資產質量的影響也需要關注。

在分母效應逐漸消退的情況下，如何避免普惠金融資產質量出現明顯下滑，將是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需要面對的挑戰。

政策迎來調整

3月28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于做好2024年普惠信貸工作的通知》，提出2024年普惠信貸的總體目標為“保量、穩價、優結構”。

這份直接影響銀行下達年度普惠業務任務的通知，相比往年，在基調上發生了邊際性變化。

首先，“兩增”變成了“一增”，即“力爭實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增速的目標”，未提貸款戶數不低于年初水平的要求。其次，今年《通知》文件的主題，從過去的“小微貸款”變成了“普惠貸款”，將指導范圍擴大至小微企業、涉農經營主體及重點幫扶群體。這是監管首次提出“普惠貸款”的概念，也將影響銀行今年的信貸投放動作。

不少人注意到，文件并未修改普惠型小微貸款的口徑，這意味著各家銀行的普惠型小微企業仍延續1000萬元授信口徑。

記者從業內獲悉，近期地方召開的關于普惠金融的會議上，領導沒有像往年那樣提出明確的增長幅度目標，只是強調保持量的增長，支持范圍要擴大，這和過去“兩增兩控”要求相比，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了。

回顧過去，監管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普惠小微企業貸款量化考核指標，圍繞“增量”“擴面”和減費讓利，政策越來越精細化。

2011年~2014年，原銀監會要求小微貸款增量不低于或高于上年同期、增速不低于上年全部貸款平均增速或各項貸款增速；2015年~2018年，取消對增量的要求，保留對增速的考核。2015年，為了解決首貸難的問題，監管在考核中引入戶數指標。2018年，原銀保監會提出“兩增兩控”目標，“兩增”即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的同比增速，有貸款余額的戶數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兩控”是合理控制小微企業貸款資產質量和貸款綜合成本。2019年，“兩增兩控”要求出現微調，將“同比”改成了“同年初水平相比”，意味著年內每個月都要滿足“兩增兩控”，以防止銀行在年末季末突擊沖數據。

一些年份，相關部門會對當年普惠型小微業務提出具體的考核要求。比如，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要求，當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以上；2020年，為緩解疫情影響，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國有大型銀行上半年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同比增速要力爭不低于30%。

隨著近兩年普惠貸款增速回調，相關政策也出現了邊際調整的信號。2023年4月，原銀保監會辦公廳發布《關于2023年加力提升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質量的通知》（42號文），在工作目標表述中，“兩增兩控”不再做硬性要求，而是要形成與實體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體系，總體繼續保持增量擴面態勢，推動小微企業綜合融資成本逐步降低。

但是，在記者的調研中發現，42號文這一有“松綁”意味的指引，對各家銀行的考核并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大多數銀行本質上仍然執行要求更高的“兩增兩控”。

“這就是層層加碼。”一位熟悉銀行普惠業務的前銀行高管表示，總行為了完成考核任務，通常會要求下面多做一點，分行再將非強制要求變成強制要求。不管是中央政策還是總行要求，下面執行起來，常常傾向于一再加碼。

2024年普惠貸款考核指揮棒已經下達，執行中能否達到預期效果，還要看各家銀行結合自身戰略的任務分解。“應該不會那么卷了。”一位銀行普惠部門人士表示樂觀。

在記者的調研與訪談中，多位銀行普惠金融事業部人士認為，當前推動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到了關鍵時刻，原因既有來自普惠金融自身實踐中顯露出的弊端，也有宏觀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外部制約。

根據國務院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未來5年，我國高質量的普惠金融體系將基本建成。實施意見還特別提出，引導各類銀行機構堅守定位、良性競爭。銀行是普惠金融的主力軍，上承接著中央政策的貫徹執行，下連接廣大小微企業主體的金融需求。未來，如何完善銀行內部機制，提升政策傳導的有效性，構建敢貸、愿貸、會貸、能貸的長效機制，讓普惠金融的政策性與商業銀行的盈利性有機結合，寫好普惠金融這篇大文章，本報將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