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兩會報道組吳曉璐

3月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和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以下簡稱“最高法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以下簡稱“最高檢報告”）。“兩高”報告均提及對欺詐發行、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的打擊，其中，最高法報告還釋放了加大對違法行為判罰力度的信號。

“‘堅決維護金融安全’‘助力加強金融法治建設’，是法院和檢察院新一年的共同職責、重點任務。”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監事長呂紅兵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程雷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對資本市場財務造假、欺詐發行、操縱市場等惡性違法行為的打擊，將會持續從嚴。過去一段時間，金融治理主要依靠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督，未來加大司法懲治力度是大勢所趨，司法機關有強大的追訴力量和追溯能力。

去除資本市場“毒瘤”

最高法報告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加大對資本市場財務造假、欺詐發行、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判罰力度。某新三板公司在股票發行中虛增營收3億元、少披露銀行借款10億元，欺詐增發股份，法院判令其賠償投資者4900萬元，公司高管承擔最高100%連帶責任，疏于核查驗證的中介機構承擔20%連帶責任。金融行為須合規，高管違法要嚴罰，中介失職必追責。

上述提及的典型案例中，公司不僅被判賠償投資者損失，公司高管、中介機構也要分別按比例承擔連帶責任，讓違法者、助紂為虐者付出沉重代價，將對市場起到警示作用。

“最高法強調的是全鏈條懲治。”程雷表示，近年來，國內資本市場實現快速發展，但金融合規、證券合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國傳統的合規制度大多是從海外成熟市場引入的，如何打造符合中國資本市場的合規制度、實施機制、合規評價標準，需要進一步探索。對于金融行業而言，合規是生命線，也是所有資本行為的底線。對公司高管和中介機構的追責力度，還需進一步提升。

最高檢報告顯示，202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協同完善證券犯罪執法司法標準，掛牌督辦重大案件，檢察機關起訴欺詐發行、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證券犯罪346人，共同維護資本市場安全、維護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

早在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建立健全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執法司法體制機制。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教授鄭彧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未來，“兩高”仍將持續落實《意見》中的基本要求，把去除資本市場上的“毒瘤”作為工作重點和任務要求。司法機關不僅要打擊公司本身的證券違法犯罪行為，而且對于違法主體的內部人員和中介機構的責任要一并追究。

加強行刑銜接

在協同完善證券犯罪執法司法標準方面，最高檢第四檢察廳廳長張曉津透露，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證監會即將發布修訂后的《關于辦理證券期貨違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完善辦理證券期貨犯罪案件的行刑銜接機制和刑事訴訟規則。

程雷表示，協同完善證券犯罪執法司法標準，最核心的是證據問題。行政處罰的證據標準與刑事司法標準不一樣，而司法案件證據標準不能簡單套用行政執法的標準，因此，要做好兩者間的銜接。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對行政處罰機關獲取的證據，應該進行獨立司法審查，使用的標準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定罪量刑的標準。

呂紅兵表示，守住風險底線，維護資本市場平穩運行，提振投資者信心，完善法律責任追究體系甚為關鍵。經過多年資本市場法治建設，證券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刑事追究體制機制逐漸成熟。目前需要完善的是，如何通過系統協調來實現三者的立體追責。建議加強金融法院建設，推進案件審理“三合一”，即由金融法院全面管轄金融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從而實現金融案件審判“三合一”機制。

對于2024年工作安排，最高檢報告提出，深化人才強檢，加強知識產權、金融證券、涉外法治等緊缺人才培養。

程雷表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司法機關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有很多障礙和挑戰，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專業人才的匱乏。這就需要不僅要了解行業專業知識，還要了解證券市場和刑事司法的復合型人才。另外，國內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是緊密相連的，還需要涉外法治人才。因此，最高檢報告提到“加強知識產權、金融證券、涉外法治等緊缺人才培養”，是非常精準的。